1955年全军授衔时,开国十大将中有四位与新四军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,他们分别是粟裕、徐海东、张云逸和黄克诚。粟裕素以善战著称,是新四军最具威望和战绩的统帅之一;张云逸是新四军早期的重要领导者,长期在队伍中发挥核心作用;黄克诚则在1945年率领新四军第三师率先挺进东北汇盈策略 ,为后来四野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和部队基础。这三位将领作为新四军的代表毫无疑问。然而,排名开国大将第二位的徐海东将军,却似乎与新四军的渊源并不明显。他在抗战初期担任的是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,早年还曾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、红十五军团军团长。无论如何,这些经历似乎都难以直接与新四军联系起来。那么,他为何也会被视为新四军的代表呢?这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徐海东的经历在开国将领中颇为独特。他出身于鄂豫皖苏区,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之一,但他并没有随大部队西进川陕,而是选择留守,坚持将红二十五军发展壮大,并带领部队成功到达陕北,甚至在长征途中给予过中央红军极大的援助。红二十五军虽属红军体系,却在三大主力方面军之外保持了相对独立性。后来它扩编为红十五军团,正式并入中央红军序列。由此可见,徐海东的革命经历横跨多个重要战场,他既可算作四方面军将领,又在红军后期成为一方面军的重要干部,因此在抗战中进入115师,出任344旅旅长。
展开剩余70%新四军的诞生有着特殊背景。它的主力来自南方十三个未参加长征的游击区,这些部队虽然英勇,但整体实力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相比,明显弱了一截。从这一角度看汇盈策略 ,徐海东似乎和新四军并无交集。但1939年6月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,改变了这一局面,使他与新四军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当时,新四军共有四个支队,其中以第四支队实力最强,司令员为高敬亭。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,1937年抗战爆发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,占新四军总兵力的三成以上,是名副其实的主力。由于力量雄厚,高敬亭逐渐滋生骄傲情绪,有时不愿服从上级指挥,这引起了叶挺、项英等主要领导人的不满。最终,他因“违抗命令”的问题被处决,然而中央并未批准此事。多年以后,毛主席曾重新追究此事,1977年中央为高敬亭平反并追认烈士,才算还其清白。
高敬亭被错杀后,第四支队一时群龙无首,士气受到沉重打击。此时,需要一位资历深厚、在鄂豫皖苏区有威望的高级将领来接管部队,以稳定人心。中央经过权衡,认为徐海东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与高敬亭同样出身鄂豫皖,有共同的革命经历,更能赢得部队信任。于是,徐海东奉命南下,接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。
徐海东在新四军的任职时间并不算长,仅一年多。后来因病情加重,他不得不退居后方疗养,错过了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战役。然而,他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。1955年授衔时,他不仅是红二十五军的象征,也是新四军的重要代表人物,更是鄂豫皖根据地的象征性人物。
值得注意的是,徐海东当年原本已是八路军115师的重要旅长,为什么中央愿意果断将他调离八路军主力而派往新四军呢?原因在于他的健康状况。徐海东常年因伤病反复,1938年就已在延安休养,344旅的前线指挥工作早已由杨得志等将领接替。考虑到他的病情稍有好转,而新四军第四支队急需一位能够服众的将领,中央便作出了这一合理安排。由此,徐海东成为新四军的代表人物之一,这既是组织的需要,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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